1969年，年仅27岁的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获得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彼时他是知名中国经济学家刘大中的得意门生十大炒股配资平台，他和中国的缘分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半个多世纪后，已然耄耋之年的恩格尔获得“白玉兰纪念奖”。2023年12月，2023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颁授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罗马尼亚、新加坡、瑞典、英国、美国等15个国家的50位杰出外籍人士获此殊荣。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上海纽约大学金融波动研究所（VINS）联席所长恩格尔正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的ARCH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等成果帮助中国建立了金融波动研究所，为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头标志性的白发，和蔼可亲的笑容，这位经济学泰斗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人群中你也总能迅速“定位”到他。罗伯特·恩格尔是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其创立的ARCH模型在经济、财务、统计等领域具有跨学界的贡献。
2003年，凭借开创性工作，恩格尔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他提出的ARCH模型已成为经济界用来进行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分析人士用来评估价格和风险必不可少的工具。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恩格尔的“终点”，这位“半路出家”的经济学泰斗的故事仍在继续，不断为日新月异的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
物理学为经济研究提供科学“配方”
有趣的是，恩格尔这位计量经济学大师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大学时代他曾渴望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1964年，恩格尔从威廉斯学院物理学专业毕业。在读研究生前，他分别申请了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专业，但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没有及时接到恩格尔的电话，错失了这位“潜力股”，最终恩格尔进入康奈尔大学，从事超导体方面的研究。
人生的路很长，但关键抉择屈指可数。恩格尔少年时代的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66年，彼时他选修了一门经济学课程，意外发现他真正的“挚爱”其实是经济学。他希望读完硕士后到康奈尔大学经济系进行经济研究，随后恩格尔找到康奈尔大学经济系主任，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有一个名额，恩格尔便正式转入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而他的导师正是知名华人经济学家刘大中。
转而研究经济学后，恩格尔发现，并不是学会计算就能当一个经济学家。物理学为经济研究提供了科学“配方”，他告诉记者，物理学研究需要一系列科学的流程：假设、测量、测试……最终就世界运行的方式达成共识。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是因为我想用最量化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物理学为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配方。”即使后来恩格尔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非物理学奖获得者，但他坦言，物理学最初培养了他做研究时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
对风险“定量”至关重要
1969年博士毕业时，恩格尔已经打下扎实的计量经济学基础，为后续ARCH模型的诞生创造了土壤。
金融市场随机波动性很常见，股债汇等市场都是如此，波动性会随时间变化。市场波动也往往具有一定周期性，例如，在相对平静的时期过后，可能会出现剧烈波动的特殊时期，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设计出一套统计模式，发现波动性变化的规律并预测未来。
恩格尔的ARCH模型是计量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1982年，恩格尔在发表于《计量经济学》的论文《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性及英国通货膨胀方差的估计》中提出了ARCH模型，这一开拓性的工作结束了金融变量波动性研究的“原始时代”，ARCH模型大家庭随后成了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工具箱中的法宝。恩格尔对记者表示，ARCH是一个预测金融市场风险的统计模型，对于许多金融任务来说，对风险进行“定量”衡量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ARCH模型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增添新的活力。1986年，恩格尔的学生博拉斯莱夫扩展了ARCH模型，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1990年，博拉斯莱夫又将单变量的GARCH模型扩展到了多变量的GARCH模型。
这些模型在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恩格尔告诉记者，ARCH和GARCH可用于为衍生品定价，估计时间变化相关性，衡量因子投资中的风险，例如气候风险，在面对市场和气候风险时，可对金融部门的资本短缺进行基于市场的估计，并对几乎任何金融资产或投资组合的风险进行建模。
到了1995年，恩格尔和克柔勒（Kroner）又提出了BEKK GARCH模型，解决了常条件相关系数这一违反事实的问题。虽然BEKK GARCH模型是颇为流行的多变量波动性模型，但其实也有先天的缺陷，需要估计的系数过多，随着模型维数的增加而增长过快。因此，2002年，恩格尔又提出了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DCC模型），摈弃常条件相关系数的假设，用一个动态方程取而代之，DCC模型广受好评，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不大
面对数十年未见的顽固通胀，美联储进行了史上罕见的激进加息，75个基点的加息一度成为“家常便饭”。
在流动性大幅收紧的连锁冲击下，2023年3月，硅谷银行倒闭震惊了全球市场，拉开了美国地区性银行业危机的序幕，也成了压垮大洋彼岸瑞信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外，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商业地产行业也面临2008年以来最大的崩溃风险，未来几年约有1.5万亿美元债务到期。
恩格尔长期深耕金融波动和系统性风险等领域。2009年恩格尔创立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波动研究所，VLAB（波动实验室）是研究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RISK（系统性风险）则是VLAB关注的一大焦点。恩格尔运用ARCH模型对各类金融资产的波动性、相关度及其他风险维度进行实时度量、建模和预测，并进行系统性风险的分析。
恩格尔对记者解释称，VLAB有一个衡量方法，用市场价值来衡量银行的系统性风险，VLAB上的风险指标SRISK预测了这场小型银行危机。在他看来，美国剩下的地区银行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但SRISK指标还没有恢复正常，美国银行业风险仍然存在。美国利率仍保持在高位，很难回到近零利率时代，一些地区银行的债券投资组合仍处在亏损状态。
鉴于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滞后效应，美国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未来会发生另一场金融危机吗？
对此，恩格尔对记者分析称，目前风险只在中小型银行出现了上升趋势，因此不会引发另一场金融危机。前路总是有风险，但他不认为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很大。美联储将在2024年降息，这会降低金融和经济风险。
时间倒回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率曾一度高达两位数，为遏制恶性通胀，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将利率前所未有地提高到了20%，最终遏制住了通胀，但付出的代价是美国GDP增速从1978年的5.5%降至了1982年的-1.8%。
如今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2024年美国经济有望软着陆，但衰退风险仍未彻底排除，美联储是否需要继续“沃尔克模式”抗通胀？恩格尔认为，历史经验可以参考，但美联储不能完全照搬，如今加息的效果没有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期的那么大。今时不同往日，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良方”
从20世纪60年代师从中国经济学大师刘大中开始，恩格尔和中国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恩格尔不仅创立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波动研究所，也将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落地生根，为中国波动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波动研究所与上海纽约大学金融波动研究所紧密合作，VINSIGHT是双方重要的合作成果，能够分析中国金融市场的日波动率与系统风险。
VINSIGHT基于斯特恩商学院的VLAB，面向中国市场进行了调整，融合了恩格尔ARCH模型等经典理论以及金融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VINSIGHT平台侧重于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为学术界、业界及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主要股指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类型股票的每日波动率数据及分析。
作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波动研究所创始人和上海纽约大学金融波动研究所联席所长，恩格尔推动了中国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实证研究，促进学术界和金融业界在研究领域合作，并通过金融计量技术创新的平台为学术界、金融业界以及监管、决策部门提供及时的金融市场信息和分析，从而为金融产业及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恩格尔看来，聚焦系统性风险至关重要，各国都需要未雨绸缪，监管者需要在预防上做得更多，发现小问题时及时出手。对于中国而言，监测波动性、防范系统性风险也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国目前正面临一些挑战。恩格尔表示，中国银行业多年来一直资本不足，在房地产行业受到冲击并对地方政府产生一些影响的背景下，需要警惕银行业可能无法承担避免经济衰退所需的额外债务。
另一方面，2023年中国经济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91302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二季度增长6.3%，三季度增长4.9%。
展望未来，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恩格尔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国可以利用更多的外国投资和出口来提振经济，推动国际紧张局势缓解，推出一些刺激性政策，对私营部门尤其是科技部门采取更支持的态度，这些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迈过朝枚之年，恩格尔仍在为经济学发展和全球合作释放正能量十大炒股配资平台，前行的道路没有终点。